那年秋天我七岁，没去上学。
大人说大伯病了，要送到镇上的解放大医院去。我稀里糊涂跟着坐上车，一路颠着到了医院，才渐渐明白，这一住不知道要住多久。大人心里都装着事，顾不上我，我也看不懂那些愁有多重。我只晓得一件事——不用背书包了。就冲这一条，我心里竟偷偷地高兴起来，像个没人管的孩子。
医院对我这样的小孩来说，是个又奇怪又好玩的地方。我最喜欢那部老电梯，门是铁栅栏的，一拉一合哐当哐当地响，开电梯的阿姨拿个手柄一扳，整个铁笼子就慢慢往上爬，透过栅栏能看见每一层的地板一格一格地滑过去，像在坐会动的楼梯。我还爱数台阶，从二楼到三楼一共二十二个，我闭着眼睛也能一级一级蹦上去，从来数不错。这里有那么多我从没见过的门、过道、玻璃窗，到处都是可以藏可以钻的角落。
大人说，大伯的病要花很多钱，所以爸爸在医院后院一个背风的墙角支起了灶。他找了半天，垒了个简易的灶台，把那口黑铁锅架在上面，每天天不亮就去菜市场买最便宜的面条和菜，回来再薅一把墙根底下的野菜扔进锅里——荠菜、马齿苋、灰灰菜，这些在老家都是喂猪的东西，到了这儿反倒成了我们碗里的正经饭。面条没滋没味的，可我饿得很，蹲在墙角捧着碗，呼噜呼噜也能吃得挺香。爸爸在一旁看着，也不说话，就闷头扒自己那一碗。
就是在那样的日子里，我撞见了周璐伟姐姐。
那天阳光特别好，我一个人从二楼一路疯跑下来追自己的影子，跑得没头没脑，一头就撞进了一个人怀里。我听见“哎呀”一声，自己也绊了个趔趄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后脑勺磕在墙根上，疼得直咧嘴。我捂着脑袋抬头，看见一个比我大好几岁的女孩子，正弯着腰看我。
她扎着一条乌黑的马尾，头发一甩一甩的，穿一件白衬衫，干净得发亮。眼睛又大又亮，黑葡萄似的，正盯着我，先是一愣，随即笑开了，弯成两弯月牙。
她没恼，先伸手把我拽起来：“没事吧？摔疼了没有？”
我咧着嘴摇头，又赶紧点头，闹得自己都不好意思。
“小心点，”她替我拍了拍衣服上蹭的灰，语气软软的，“医院里不能乱跑，会撞到病人的。”
我脸一下就红了，低着头嘟囔：“我、我不是故意的。”
她笑起来：“你叫什么名字呀？”
“魏双喜，”我说，末了又赶紧补一句，“我大伯病了，我在这儿陪他。”
“我叫周璐伟，”她蹲下来，跟我一般高了，认认真真地说，“今天放假，我来看我爷爷。”
“你爷爷也病了？”
她点点头，眼睛里的光暗了暗，又很快亮起来：“嗯。不过会好的。”
那句话我记了很久。因为她说起“会好的”的时候，是那么笃定，好像她一点都不怕。
从那天起，我在医院里跑来跑去的时候，总忍不住往三楼那边瞥一眼。她爷爷住在楼上，她一来就待上大半天。我们隔着楼道碰见，她会冲我招招手，我就颠颠地跑过去，跟在她后头走一段。她说话慢声细气的，问我上几年级了，喜欢吃什么，在家里都干些啥。我答得乱七八糟，她也从来不笑我，只是听着，偶尔点点头，眼睛亮亮地看着我。
有一回，我看见她提着一兜水果往楼上走，就凑过去问：“姐姐，这是给你爷爷买的呀？”
“嗯，”她晃了晃兜子，“他牙口不好，买点软和的。”
“多少钱呀？”我傻乎乎地问。
她笑了，没有答，只反问我：“你想吃吗？”
我摇摇头，又赶紧点头，最后还是摇头。她大概看穿了我，进了病房没一会儿，就塞给我一个大橘子，黄澄澄的，皮上还带着点绿：“拿去吃，别让你大伯看见，省得他说你。”
我捏着那个橘子，手心里凉凉的，心口却热热的。那是我头一回觉得，医院里除了野菜面条，还有别的东西。
她也问我家里的事。我说我爸是木匠，会打家具，以前老给我做小木马，后来忙，就不做了。她听了以后没有说话。
“你呢，”我反问，“你爸是干嘛的？”
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。我看见她脸上的笑顿了一下，好一会儿没说话。她低下头，拿手背蹭了蹭鼻子，过了半晌才轻轻地说：“我爸爸妈妈，很早就走了。”
我愣住了，不知该说什么。她又抬头冲我笑了笑，声音稳稳的：“没事的，我有我爷爷。”
我没敢再往下问。可我那时虽小，也听得出来，那“没事的”两个字底下，压着的东西比我的野菜面条还要沉。
真正让我记住的，是那个鸡蛋。
那天晌午，爸爸刚把一锅野菜面条端下来，我正蹲在墙角捧着碗呼噜呼噜地吃。周璐伟姐姐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我们跟前，站在那儿看了好一会儿。我抬头看她，她没说话，眼睛盯着我碗里绿乎乎的面条，眉头轻轻皱了一下。
我有点不好意思，把碗往身后藏了藏：“姐姐，你吃饭了吗？”
她没答话，低头在自己口袋里摸索了一下，掏出一个煮鸡蛋，白生生的，还冒着一点热气。她在铁锅沿上磕了两下，很利落地把壳剥开，露出光溜溜的蛋来。我眼巴巴地看着，心里想：她可真有钱，居然能吃得起鸡蛋。
可她没往自己嘴里送。她把那枚蛋在掌心里掂了掂，掰成两半，一半塞到我手里，另一半放在了我爸爸的碗边。
“我不爱吃鸡蛋，”她说，语气平平淡淡的，像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，“你们帮我吃了吧。”
我愣住了。爸爸也愣住了，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她已经站起身，马尾在风里一晃一晃地走远了。
那半个鸡蛋，是我当时吃过最香的东西。我把它含在嘴里，舍不得一下子咽下去——蛋白边边有点咸，蛋黄沙沙的，一抿就在舌尖上化开，香得我浑身发酥。我一边嚼，一边偷偷地想：她真不爱吃鸡蛋吗？还是……她看出来我们家不舍得吃鸡蛋了？
我没敢问。可那个味道，我一直记到今天。
第二天，她居然又来了。怀里抱着几个作业本，手里捏着两支铅笔，都是崭新的，笔帽上还带着新木头的味儿。她蹲在我面前，一本一本数给我看：“这个是语文的，这个是算术的。还有两支笔，够你写一阵子了。”
我受宠若惊，磕磕巴巴地问：“给、给我的？”
“嗯，”她把东西往我怀里一推，“放假了也没事干。你要是不上学，就在医院里多写写字，别光顾着疯跑。”
我心里又高兴又别扭，嘴上却硬：“我才不爱写作业呢。”
她笑了说：“那也行，等你回了学校再用。”
那天下午，我当真坐在墙角，翻开那本崭新的作业本，认认真真地写了自己的名字。一笔一画，写得特别慢，生怕糟蹋了她的东西。写完我又有点舍不得合上，就用手一遍遍地摸那发白的纸面。那是我头一回觉得，写作业原来是件挺高兴的事。
后来我们更熟了。她爷爷好一点的时候，会拄着拐杖在走廊里慢慢走，她就扶在旁边，像护着什么宝贝。我远远看着。有一回我忍不住问她：“姐姐，你爷爷出院了，你就不来了吧？”
她愣了愣，摸摸我的头，没说话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才轻轻地说：“医院这个地方，我希望你也不要再来第二次”
她只说这一句。
几天后，她爷爷真的要出院了。
那天下午，我扒在病房门口，看她扶着爷爷一步一步走出来。爷爷瘦瘦的，头发全白了，走路很慢很慢，她就在旁边虚虚地扶着，步子放得轻轻的，像怕惊着谁。看见我，爷爷停下来，冲我笑了一下，我也说不清为什么，眼圈一下就红了。
她走到我面前，蹲下来，从口袋里又掏出一个煮鸡蛋，还是热乎的，塞进我手心里。她摸了摸我的头，说：“好好长大，双喜。”
我想说点什么，嘴张了张，却一个字也没挤出来，光知道点头。她站起来，扶着她爷爷慢慢往楼下走，背影瘦瘦的，马尾一甩一甩。
我攥着那颗蛋，追到楼梯口，看着她消失在转弯的地方，忽然觉得鼻子酸酸的，手里的蛋攥得更紧了，热乎乎的，硌着手心。
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她。后来，我再没有见过周璐伟姐姐。
日子一晃，就到了二〇一三年。
我又住进了那家医院——这回是我自己病了，感冒发烧，被送来打针。躺在病床上烧得迷迷糊糊的时候，我忽然发现，那部老电梯好像变小了，铁栅栏门还是哐当哐当地响，却再没有从前那种神秘劲儿了。从二楼到三楼，我数了一遍，只剩十八个台阶。
我长高了，腿变长了，一步能跨过去的地方，多了。
我特意跑到后院去看那棵树。树还在，底下拴的绳子却断了，孤零零地挂着半截，风一吹，荡过来荡过去。我在树底下站了很久，想起了那个扎马尾、穿白衬衫的姐姐，想起她给的作业本、铅笔，还有那半个热乎乎的、咸香的鸡蛋。
我到处找她。可三楼她爷爷住过的那间病房，早换了别人，床单被罩都是新的。开电梯的阿姨也不认得我了。我一个人在走廊里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，谁也没遇见。有一股味道，跟那年一模一样，呛得我鼻子发酸。
再后来，是二〇一五年。
我念书念到半大不小了，有一天，大人坐在一起闲聊天，不知怎么就提起周璐伟——说她早早就嫁了人，嫁到外地去了。我问为什么嫁那么早，大人说，她爷爷年纪大了，身体一年不如一年，她早点成个家，是想让爷爷少操一份心。
我没再问。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，又酸又闷。
后来，我已经是双涧中学初三的学生了。语文老师让我们写一篇作文，说要写真真情实感，别写那些假大空的漂亮话。我坐在教室里想了很久，脑子里翻来覆去的，竟全是那年秋天的气味——医院里墙角铁锅里野菜面条冒出的热气，还有那半个鸡蛋在舌尖化开的咸香。
一个扎马尾、穿白衬衫的姐姐，蹲下来，把半枚鸡蛋塞进我手心里，说：“好好长大。”
我不知道周璐伟姐姐现在过得好不好，也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再见她一面。有些话，那年我说不出口，这些年也一直没机会说。
我只想，要是真有那么一天再遇见她，我大概还是像小时候那样，先是愣住，半天说不出话，然后才慢慢地喊一声——
“姐姐，我长大啦。”
可是，听说姐姐的命真的很不好，我不知道该如何能够让姐姐的命变的好一些，我想，有些事，注定需要这样的命来承载吧。
谢谢你那半个鸡蛋。也谢谢你，让我在又苦又累、又没什么盼头的日子里，早早尝到了一点甜。
